日本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 事实是数字少算了

日本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 事实是数字少算了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墙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也让国人铭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与伤痛。

然而，这场浩劫发生之后的八十年里，不断有人以种种“理由”质疑死难者是否达到30万之多。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确考证”，提出20万人、10万人、5万人、3万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结论。

　　诚然，死难者数字的消长并不会影响对日军罪恶行径的定性；但是，这种质疑行为的根本意图是，企图以人数的“不精确”和“不客观”，来证明事实认定的“不精确”和“不客观”，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由客观事实定义为被害者主观建构的“被害记忆”，从而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

因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捍卫，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更关乎民族尊严。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对于这样的表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你可以忘记战争史上的无数次屠城事件，却无法不对来自外族的灭绝式屠杀痛心疾首。

　　一国之首都，数十万血肉百姓被有计划地屠杀。那些天，侵华日军把南京城变成了大地上不设围墙的“奥斯维辛”。
　　但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中国人？

中国政府公布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是30万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却在新书《刺杀骑士团长》里说是40万，村上干嘛还要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上面增加10万？

　　那么，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到底是10万、30万还是40万？这些死亡人数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村上春树的40万到底靠不靠谱？
　　具体数字为何难统计
　　日本人不会每杀一个人就登记造册，最终汇总成为一个南京屠杀总死亡人数数据（这是在给自己的罪行留证据，日本人肯定不会这么做）。中国军民当时处于束手就擒状态，官僚行政体系崩溃，同样没有办法直接统计被屠杀的同胞人数。
　　这么一来就麻烦了，关于南京大屠杀没有一个直接的统计数据说明总体的死亡人数。后来的调查统计只能通过一些亲历者的描述、估计以及间接证据，去推测总体的死亡人数。
　　这些亲历者靠谱吗？基于个人的见闻估算的数字，只是盲人摸象，严重受制于本人的认识局限。一个生活在南京城鼓楼地区的居民，能见到的不过是周边几百米范围内的屠杀情况，他没法掌握整个南京城的情况。

　　报纸上的零星报道无法提供统计数据
　　于是，从一些亲历者口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混乱表述：
　　美国《每日电讯报》于 1 月下旬报道称 ：“一位传教士估计南京一地被杀害的人数达 2 万”。
　　一位外侨于 1938 年 1 月10 日写成的书信资料称 ：“实则据掩埋的统计 ，尸体共达四万具”。
　　南京守军营长郭歧 ，曾于城陷后躲入难民区 3个月之久 ，他逃离南京后 ，将见闻写成《陷都血泪录》慨叹 ：“十余万可怜的同胞皆作了机枪下的鬼”
　　上面仅列举了三个亲历者的口述证据，就出现了2万、4万、10万三个死亡人数了。我们不能说这些数字都是错的，因为他们都是亲历者根据自己所见所闻的直观推测，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局部的真实”。统计死亡人数这事不是玩拼积木，不是说你把每个“局部真实”加在一起，获得的总数就是实际的死亡人数了。
　　其实，要获得南京大屠杀可靠的数据非常困难。
　　我们知道当时南京城的人口有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军事人员等，这些人相互交织，却没有可靠的实时统计数据。当然，别说是80年前的南京了，即使是今天要获得一个城市的实时人口数据都很困难，何况是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
　　这本就是一笔糊涂账。现在是要从糊涂账里拿出明白数据，确实不容易。这事一般人真的没法完成，统计工作只能由国家牵头，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档案、文献、证人、统计人员等力量，才可能获得一个较为可靠的数据。
　　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屠杀罪行是战后审判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惩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战胜国组织国际法庭和受害国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收审，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法庭”）；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法庭审判定罪。

东京法庭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委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与审判，担任中国驻东京法庭代表团团长。

　　该法庭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讼，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决，历时两年零六个月。
　　1945年11月，中国在重庆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设立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
　　其中，涉及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军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学者一般称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据梅汝璈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主要有两起案件：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号”，由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绍棠、叶在增5位法官及2位检察官审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在南京保卫战中，谷寿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华门，指使和怂恿部属滥杀无辜，是直接实施屠杀南京军民的罪魁之一。

谷寿夫接受审判
　　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同年8月1日，谷寿夫与12名乙级战犯一起被押至中国受审。二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战犯案。

向井和野田系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军官，两人在进攻南京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

　　到达南京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另一位日军军官田中军吉，曾手执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先后杀戮300多名中国人。该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同年12月18日宣判。
　　屠杀事实与遇难人数于法有据
　　东京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从法律上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南京法庭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则为认定大屠杀死难人数提供了直接依据。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
　　“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遇难者人数实为30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
　　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 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虽然没有直接将遇难人数认定为30万，但指出
　　“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
　　“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
　　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事件……
　　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
　　“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因此，对于认定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而言，“遇难者30万”不仅是遇难人数的底限，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捍卫民族历史尊严的底限，不容任何形式的质疑和挑战。

综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研习社

日本请求解禁福岛核污染地区食品 中国专家这么说

日本请求解禁福岛核污染地区食品 中国专家这么说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至今已经七年，是时候解禁福岛核污染食品了吗？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世界各地“请求”解禁福岛食品进口限制的步伐加快。日本共同社1月初报道称，中国提议设工作组探讨解禁福岛核污染地区食品，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卢昊表示，符合中国农产品标准才可能考虑解禁。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福岛食品？科技日报记者独家专访中国科学院大学彭光雄教授，从核科学角度探讨：是时候解禁福岛核污染了吗？
　　“我最担忧土壤核污染”
　　“相比空气和海洋的核污染，我最担忧的是土壤核污染。一旦受长寿命放射核污染土地生产的食物通过食物链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后果将十分严重。”彭光雄介绍，核污染进入人体并残留的话会直接辐射人体肝脏、肠胃等重要器官。“一旦食用就变成一种内照射，是十分有害的。”
　　肉眼无法看见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它们的线度很小。“10的负9次方米是纳米尺度，而原子核的尺度是费米，即10的负15次方米。”彭教授说，核放射物首先污染的是空气。经过七年时间，空气核污染影响的确逐渐减小，但空气中的核放射物最终随着雨雪会跑进土壤和田地里。
　　核事故发生后不久，有关方面就公布检测到三种具有标志性的放射性物质，分别是碘-131、铯-134和铯-137，它们的半衰期分别为8天、2年和30年。“铯-137的半衰期为30年，意味着30年后铯-137的数量才降为原来的一半。半衰期反映放射性原子核的平均寿命或存在时间。”
　　“相比以上三类核放射物，我最担心的核放射物是钚和锶。”彭光雄说，核反应堆产生的放射性物质远不止前面提到的三种。“钚-238是最常见的钚同位素，半衰期长达87年。此外，还有半衰期为6000多年甚至2万多年的钚同位素。而锶-90被列为一类致癌物。”
　　仍在排放核污染物？
　　“现在福岛核电站的真实情况，既不能完全肯定，也让人没有信心。”彭光雄表示，一方面，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排放究竟是停止还是仍在源源不断地排放，目前并没有国际机构对此进行检查和信息公开。“海底排污即使是卫星也难以检测到。”另一方面，主要是负责运营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的诚信度令人质疑。公开资料显示，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前，福岛核电站已经超期服役并多次发生核事故，东京电力公司还存在篡改数据和记录的前科。
　　由于程序复杂，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报废工作正在缓慢进行中。核电站报废的关键，是将用过的核燃料棒拆出来封装后处理。“核废料的处理是世界性难题。”彭光雄说，一种常见方式是将封装物深埋于大山底下。“厚厚的土层挡住核辐射就不会泄露出来，不过即便是深埋，倘若出现地震或地质变动**出来就不得而知。”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是通过石棺封住整个核电站。“相当于用钢筋水泥挡住核辐射，但原子核按照自身规律，在石棺内该衰变就衰变，该辐射就辐射。时间推移，如果石棺出现裂缝、破损并维护不周可能出现核泄漏。目前，石棺维护成为乌克兰政府的重大课题。”
　　据了解，日本废弃核燃料棒已取出并储存在当地。而核电站报废以及后期处理还会出现诸如“小着火”等各种各样的状况，核污水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到海里则会对海产品造成污染。
　　探讨福岛进口食品解禁要立足现状
　　福岛食品到底安全了吗？
　　腾讯出品的《较真锋报》在2017年底发布了一篇《日本食品还能不能吃？在福岛采访了10天后，对于日本食品的核污染问题，我们这么看》总结为两点：
　　1、福岛县建立了一整套针对农林水产品的日常和定期检测机制，如对大米和牛实行全量检测，海产品实行抽样检测，符合标准后才能进行售卖。从数据上看，近几年福岛农林水产品不合格样品的比例越来越低，安全性越来越高。不过，这整套机制也有一些瑕疵，比如采样的数量和频率有些低，同时可能存在人为作假的空间。
　　2、如果你是去日本旅游几天，且不去福岛，那么从常识、经验判断，进入到流通体系中的食品，可以认为是安全的。不过，最好对生长在山上的蔬菜（日本称“野菜”）、野菜（日本称“山菜”）、野蘑菇以及部分河鱼长个心眼。今年1月初关于探讨福岛食品解禁的相关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彭光雄认为，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禁止、限制和加强检验检疫是完全必要和非常正确的。但是时间过去七年，要根据污染程度对政策适当完善和调整，可以根据现状有步骤有计划分阶段谨慎地进行探讨解禁事宜。“可当做对日本解禁福岛食品请求的一种回应和响应。”
　　福岛生产的农副产品能放心食用吗？
　　彭光雄表示，不应带着主观色彩而要科学对待这个问题。“农副产品检验结果达到食品安全标准就没问题，而食物核污染检测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但差别不算大。土壤抽检上，单位质量放射性活度和放射性比度达标就可以。”据悉，一些福岛当地居民已返乡。“核辐射范围会随时间减小，主要还是看回去地方的辐射情况，安全值以内可以回去重建家园。”
 

日本设展馆抢– 专家：改变不了属于中国事实

日本设展馆抢** 专家：改变不了属于中国事实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李伟田]日本政府在东京开设的“领土和**展览馆”25日开馆。日本欲将该馆作为常设设施，向国内外宣传**和独岛（日本称竹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卢昊对《环球时报》表示，在高度重视现实利益、对国内显示“强硬手腕”的考虑下，日本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门近几年将“加强对外宣传”、宣示对争议领土的所有权作为核心任务之一，但日本单方面的“话语构建”改变不了****属于中国的事实，这一点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支持。而《环球时报》记者25日对这个展馆一探究竟时，发现展览居然不允许拍照。
　　“领土和**展览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市政厅的地下一楼。一进市政厅，就有提示展馆位置的告示牌。《环球时报》记者看到，展馆大约100平米，参观者不多，但讲解员等工作人员人数不少。
　　进入展览馆首先是关于独岛的介绍展板，记者看相关内容时，一名工作人员很热情地上来问，要不要讲解，并从独岛介绍到**。
　　关于**，馆内的展板这样介绍，“从历史和国际法看，**非常明显是日本固有领土，处于日本控制下，不存在**问题”“1895年日本政府按国际法通过正常手段把**纳入日本领土”“根据战后秩序和国际法，**是日本领土”“在发现东海可能有石油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开始毫无根据地对**提出领土主张”。展板下的橱窗陈列了1895年日本内阁决议和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的复印件。
　　该展览不允许拍照，这在日本非常罕见。此外，展馆没有任何实物，都是复印件。
　　卢昊认为，日本在寻求与邻国改善关系、期望东北亚外交“打破僵局”的同时，在敏感的历史及领土问题上坚持僵化、错误立场，再次反映出日本对外政策上向来的“两面手法”，这样的举措势必让其与邻国之间的摩擦再度升温。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圭德25日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在东京设立“领土和**展览馆”、主张其拥有独岛**的行径表示强烈**，要求日方立即关闭展馆。

日本记者谈南京大屠杀-日本孩子不知祖辈所犯罪行

日本记者谈南京大屠杀:日本孩子不知祖辈所犯罪行
原标题 日本记者谈南京大屠杀：孩子对祖辈罪行一无所知

　　海外网12月13日电 12月13日，是中国第四个国家公祭日。当天，英国广播公司转发了一条驻日记者大井真理子的文章，这名日本记者在文章中称，因为日本近代历史教育的“缺失”，日本孩子们对祖辈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一无所知。
　　日本历史书：关于南京大屠杀只有一行脚注
　　大井真理子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似乎总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总是因为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而对日本怀恨在心。而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学过二十世纪的历史。
　　日本在教科书中，一直尽量弱化近代历史。在一本357页的历史书籍中，只有19页讲述了1931年至1945年间的事件。书中有一页讲了“九·一八”事变，而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只用了一行注脚来描述。另外，还有一句脚注提及了“慰安妇”，但竟将其描述为“日本帝国陆军建立的军妓营”。书中，甚至连日本广岛和长崎遭投原子弹的事件，也只是一语带过。
日本历史书关于南京大屠杀只有一行脚注
　　大井真理子称，“令我纠结的是一代又一代日本孩子对我们的祖辈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一无所知。日本的学生关于南京大屠杀大概只会学到一句话，而中国的孩子却不仅仅详尽的了解了南京大屠杀，还包括许多其他的日本的战争罪行。在韩国，事情与此相仿，他们的教育体系对近现代历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这就导致了中日韩三国对于同一段历史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
　　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 中国斥“极其错误”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利用教科书否定侵略，将其中“战争反省”的内容删掉，日本篡改教科书的问题由此产生。
　　日本有教科书提到南京大屠杀时称，“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该书通篇渲染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伤亡人数，对亚洲各国的巨大损失却只字不提。
　　3月2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天发表了教科书检定结果，明年开始使用的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载会写入没有确定的牺牲人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南京大屠杀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重大罪行，铁证如山。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也是经过专家论证的。“我认为日本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教科书当中要修改或是淡化这段历史，甚至否认、篡写这段历史，这是一种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她强调，这不利于教育日本下一代正确地认识历史，也不利于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他的邻国关系的过去，更难以教育他们更好地去把握日本与邻国关系的未来。希望日本政府能本着对本国人民、对历史、对自己邻国负责任的态度，用正确的历史观去教育国民，千万不要用错误的历史观去误导下一代。

日本议员对华春莹出言不逊 被自家外相网民联手喷

日本议员对华春莹出言不逊 被自家外相网民联手喷
碰瓷是个技术活儿，选对对象很重要，否则齐刷刷的批评只怕承受不来。这不，日本参议院议员小西洋之碰瓷挑错了人，撞上枪口，被日本网民骂惨了……
　　事情是这样的。
　　1月2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张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照片，配文称“和一位著名的中国女士”。照片中的两人笑得很甜，感觉互动良好。这条推文收获近8000次点赞和3200次转发，不少网友评价“很棒的照片”“希望日中友好”。

　　不料，日本参议院议员小西洋之突然跳出来大骂河野“笨蛋”，说他和华春莹的微笑合影不是外交，而是向中国“朝贡”。
　　小西狠批河野太郎说，对方（指华春莹）不过是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连外交谈判的对象都算不上。是“低级别”的人物。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吗？

　　河野太郎立马隔空回怼，“还有人在拍照的时候考虑对方‘级别’啊，太累了吧。”推文一出便获得1.4万次点赞和8200次转发。

　　再看小西洋之的推特里，已是骂声一片……

　　▲这种价值观扭曲的人是怎么当上参议院议员的？反而不可思议。
　　▲比谁强的话你也就跟河野大臣右脚小脚趾的指甲差不多。

　　▲从小西议员种种言行判断的话，比起河野外相，小西议员才是“笨蛋”。想必很多人有同感。
　　有网友扒出了小西洋之此前和素人的合影。

　　还有网友扒出了这样的合影…… 说，小西洋之才是笨蛋吧，合影对象不过是澳大利亚的考拉，在自然界中也算级别低的…… （怪怪酱怎么感觉考拉还一脸嫌弃呢？……）

　　看到这么多日本网友大骂小西洋之，怪怪酱就放心了。如果小西能在发推之前小心一点，稍微的了解一下华姐姐在日本网友心中的地位，也许就不会惹得一身臊了。（除非他想故意蹭热点……）
　　要知道，华姐姐在日本可是美魔女般的存在，人气不知道比小西洋之高出多少个段位。
　　所谓“美魔女”，是指年龄在35岁以上才貌兼备的女性，“犹如被施了魔法一般美丽”。
　　怪怪酱在日文版谷歌检索“华春莹”的名字，除去**以外，第二条内容就是“喜欢上中国发言人华春莹”的图片大**。日本网友还爱用“可爱”和“萌萌哒”来形容她，收集关于美魔女的各种“情报”。

　　江苏人，出生在海边，毕业于南京大学。

　　结婚了，有孩子，有种“能干的妈妈”的感觉。

　　被认定是“萌萌哒”的女子。（据说大学时期没谈过恋爱）。
　　说她现在可比上大学的时候好看，照片为证！（华姐姐的国际粉丝真是强大，不知道从哪儿扒出来的……）
　　据说右（二）是大学时期的华春莹，看起来像昭和时代的女学生，跟现在判若两人。

　　还有的粉丝用美魔女的照片做壁纸哦。

　　日本网民到底喜欢华春莹的什么呢？怪怪酱对此作了调查……
　　高能预警：一**日本粉丝的花式赞美即将抵达……

　　喜欢她的名字
　　▲名字很美丽。

　　▲我早就想说，华春莹真是个超级美丽的名字。

　　▲叫做华春莹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名字可真美。

　　▲中国女性发言人，有个如艺名一般美丽的名字。说的就是华春莹。
　　喜欢她的颜

　　▲华春莹发言人好可爱。

　　▲早就觉得华春莹发言人很可爱。

　　▲中国外交部女性发言人华春莹，现在注意到她是个绝妙的女性。用日本风格形容的话，应该是超美的发言人吧。（笑）

　　▲抛开业务上的发言内容不谈，光看华春莹发言人的外表就超级喜欢。

　　▲还有日本粉丝就用“萌”来形容华姐姐，怪怪酱悄悄说，咱配图就不能换一张吗？
　　因为上面写的是，“日本说的完全是捏造的”。
　　喜欢她的才情
　　▲这么年轻就能当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定超级聪明。

　　▲**上说，华春莹在大学时代被唤作“迎春花”，寓意是犹如迎来春之花那样清爽的人。想必她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颇具声誉的才女吧。
　　喜欢听她说中文

　　▲不管发布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外表潇洒，虽然不懂中文，也觉得她说话很好听，特别喜欢她。

　　▲中国发言人华春莹的发音真清晰，说的是美丽的中文。

　　▲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文真舒服，要不要开始学中文呢？

　　▲还真有日本粉丝在网上请教华春莹的拼音是什么，解答者回答完问题之后还不忘加一句，“我也觉得她特别美”。
　　更多粉丝喜欢她的笑容

　　▲她的笑容很暖很可爱。

　　▲笑容很棒。笑笑。

　　▲笑颜最高。

　　▲笑起来的华春莹很可爱，很萌。
　　不久前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日本记者就大熊猫“香香”首次亮相一事请发言人发表评价。华春莹以为记者问的是与日本外务省官员“杉山”有关的问题，严肃作答。中国记者向华春莹解释误会后，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又圈了一大票日本粉丝。

　　日本网友说，发言人的笑脸真赞。

　　还有人表白说，第三张简直是天使。（怪怪酱隔空都能感受到这位网友的星星眼）

　　来，放大欣赏一下美魔女的笑容。

　　还有这样的笑容呀，请一直保持。

　　一个误会引得美魔女绽放笑容，日本电视台为此开始教学“香香Xiang”和“杉山Shan”的发音。日本网民把矛头对准提问的记者，让他“练习发音”。还有人认为怎么能派出这样能力低的记者呢，这说明日本报道机关力量不足，还说大学也要认真反思，怎么只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

　　看了美魔女华姐姐的笑容，日本网友说，“还是笑脸最好！”“如果日中之间大家能笑着谈话该多好”。

　　领教了美魔女的圈粉超能力，只想送给小西洋之一句话——人生不易，谨慎碰瓷。否则他下次再被扒出来的合影，可能比下图还精彩哦。

　　顺便问问大家，你们喜欢华姐姐的什么呢？

改革后国务院首个总局局长亮相

改革后国务院首个总局局长亮相
来源：长安街知事
　　撰文 | 高楼
　　3月21日上午，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领导班子任职的决定，聂辰席同志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这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以来，首个明确领导人选的“总局”。此前，聂辰席的职务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家版权局局长。
　　改革之前，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班子共有8人，除聂辰席外，还包括：
　　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中央电视台台长慎海雄，
　　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田进，
　　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童刚，
　　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家版权局专职副局长周慧琳，
　　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电影局局长张宏森，
　　总局党组成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
　　总局党组成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阎晓明。 

　　日前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可以看出，较之于改革前，新的广电总局不再管理“新闻”与“出版”两项工作，聂辰席也不再保留“国家版权局局长”这一职务。 
　　2月底，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3月，全国两会上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机构改革的“上半场”拉开帷幕，党的机构改革的“下半场”也呼之欲出。
　　3月12日至17日，丁薛祥、刘鹤、杨晓渡、陈希、郭声琨、黄坤明六位政治局委员连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向广大党员干部讲解这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和设计思路，信息量极大。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中指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核心问题，要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实行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
　　广电系统的改革不仅发生在领导层，也惠及普通职工。据报道，中央电视台已在用工体制上实现了初步的改革，其中包括：完成了对过去“企聘”（劳务派遣）员工向“台聘”员工的转聘；过去的部分“台聘”员工也获得了“事业编制”。此举被认为是加大力度留住人才，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打破央视的“中年困惑”。
　　我国的广播影视机构经历过多次改革变迁，改革开放前设立过中国广播事业管理处、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事业局等部门。
　　1982年，广播电视部成立，为国务院组成部门；1986年，扩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
　　1998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成立，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建，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直到此次改革。

改革再出发 刘鹤这篇旧文值得重读

改革再出发 刘鹤这篇旧文值得重读
[侠客岛按]
　　2018年，注定不平凡——
　　今年是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最后三年的冲刺，中国的全面深改措施需要狠抓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但任务依然艰巨。于此同时，2018年也是2008年世界级的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
　　这10年间，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全球化受挫。当世界经济惊魂未定之时，2018又以一次全球股市**动开场。十年一危机，2018年的世界经济，再次迎来大挑战。而中国身处其中，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所以，2018开局之时，不妨再回顾下中财办几年前做的一个课题：“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比较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异同。虽然两次危机看起来发生的时间、背景都有不同，但很多共同点却是世界经济的“老毛病”，足以为中国2018年改革再出发的镜鉴。
　　当时的课题负责人是刘鹤，他为研究报告写过一篇序言，可以再次推荐阅读。刘鹤当时判断说：
　　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此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危机不仅有破坏性，还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只要牢牢把握住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的重大变化，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可以妥善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和平崛起。
　　侠客岛截取了其中的部分，以飨各位。顺祝大家开工大吉！

　　十个共同点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都是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到发生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而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本次金融危机（2008年）之间只隔了30余年。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1929年大萧条之前，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
图：两次危机之前，美国均处于金融监管宽松时期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图2：两次危机前美国收入两极分化达到历史高点（最富1%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图3：1870-2010美国债务率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见图4）。
图4：两次危机发布前的货币政策
　　7、危机爆发后， 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
　　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见图5）。
图5：危机发展过程中意外不断 数据：ReutersEcowin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
　　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
图6：危机前后世界经济实力对比 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三点政策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节选自《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刘鹤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收购戴姆勒资金来自地方国资？ 吉利：捕风捉影

收购戴姆勒资金来自地方国资？ 吉利：捕风捉影
澎湃新闻记者 李皙寅 综合报道
　　吉利方面再度重申，收购戴姆勒的资金源自海外资本市场，没有使用中国境内的资金。
　　2月27日早些时候，有市场传言称，李书福及吉利集团收购戴姆勒集团股份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国某地方国资。此外，少部分来自外方资金。
　　对此，吉利汽车集团负责公关传播和品牌管理的副总裁杨学良明确回应称，相关传闻捕风捉影，“本次投资是吉利集团海外公司，通过海外资本市场安排实现交易资金的自我平衡，没有使用中国境内的资金。”
　　2月24日，吉利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已通过旗下子公司收购戴姆勒股份公司9.69%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此次收购完成后，吉利集团将成为戴姆勒最大的股东，并承诺长期持有其股权。
　　根据戴姆勒的公开函件显示，李书福、吉利控股集团与Tenaclou3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作为一致行动人并列，最终由一家名为Tenaclou3 Prospect Investment Limited的投资公司持有股权。
　　2月26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报道称，李书福在回应媒体收购戴姆勒股份的资金来源时，曾明确称：“这个钱并没有那么多（外界盛传的90亿美元）。”李书福补充称，股票和现金一样，流通量很大（流通性很好）。因此，即便看上去是一宗比较大额的交易，实质上就是资金间——股权和现金的转换，所以公司在海外实现交易资金的自我平衡是比较方便的。
　　“股票价值是90亿美元，但我们需要动用的资金是很小的一部分。”2月24日，据央视财经报道，吉利控股集团的常务副总裁李东辉称，此次收购将通过吉利海外子公司在境外通过债权、股权和金融产品的安排等一系列的方式来进行资金安排，需要动用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资金的来源是境外，所以不需要动用中国境内的资金。
　　另有媒体报道称，在收购戴姆勒之前，吉利方面得到了海外财团的支持，对方是兴业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其中后者提供了2/3的资金。吉利方面对此未予置评。
　　不过，针对收购戴姆勒股份的具体细节，吉利方面并未对此作出明确回应。而是称，所有的工作都是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开展的。
　　2月26日，李书福表示，吉利这次入股戴姆勒是为了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了吉利汽车工业的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当然，任何的单边想法都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投资必须要有利于戴姆勒的发展，只有双赢的合作，双赢的项目，才有可能有未来，有生命力。因此我们要重点讨论这个问题。具体而言，我们会共同讨论数字技术、线上服务、新能源科技以及共享出行等方面的合作。”

收东莞首富钱办事的 除副省长还有这个“小角色”

收东莞首富钱办事的 除副省长还有这个“小角色”
来源：法制晚报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 岳三猛）近日，广东原副省长刘志庚受贿案部分细节得到披露：当东莞首富杨志茂准备收购东莞证券股权时，刘提出了5条意见，成功地把杨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
　　看法新闻记者注意到，为此，杨志茂付出高达6411万元，后因犯单位行贿罪获刑2年、缓刑3年。收钱的刘志庚被判处**，而此事的另一名涉案人——东莞原国资委主任梁建新因受贿410万港币，被判处**5年。
（刘志庚）
　　364万赃款都花在虫草等药材上
　　2月2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梁建新受贿案判决书。这名出生于1953年11月的正处级干部，2005年5月至2011年7月任东莞市国资委主任，2017年7月被捕。
　　至于杨志茂，公开资料显示，其为东莞凤岗人，1963年生，曾登上“2015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并且位居东莞首富。披露的资产是14亿美元，但业内人士估计，其财富总值至少100多个亿，近200亿人民币。
　　**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东莞证券20%股权欲转让，被东莞首富杨志茂所在的锦龙股份看上。随后，梁建新6次收受杨志茂所送钱财，共计41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364万余元。
　　这么多钱，是怎么送的？2007年中秋节前，杨志茂邀请梁建新到一家鲍鱼饭店吃饭，完事后送上一个礼品袋，称里面是公司材料。梁建新说，自己当时也很纠结，想把钱退回去，但怕杨志茂与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刘某关系太好，担心被打小报告，只得把钱收下。
（梁建新）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此后，杨志茂以同样的方式给其送钱，每次都是80万元港币。在2010年春节前，杨志茂又给了一个信封，里面是10万港币。至于为何数目急剧缩水，那是因为锦龙股份对东莞证券股权的收购已经完成。杨志茂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梁建新明白：以后不会再送钱了。
　　看法新闻记者发现，拿到钱后的梁建新并未如部分贪腐官员一样买房、放**，而是到香港购买虫草等高档药材供本人及家属使用。
　　原来，他的妻子早在2006年就被诊断为肝炎，后来发展为肝硬化，又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他本人也因喝酒应酬致使身体变差，患有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故而平时用虫草泡水喝。
　　市委书记出马，首富成功中标
　　看法新闻记者仔细梳理判决书发现，杨志茂收购股权的行动之中，梁建新其实只是个小角色。按照梁的供述：自己虽然是国资委主任，但他只是按照市联席会议和市领导的意图办理。
　　而这里提到的市领导，正是上文所述的“东莞时任市委书记刘某”。看法新闻记者根据**息得出结论：刘某全名为刘志庚。2004年，刘调到东莞，在此工作7年，先当市长后当书记，直至2011年11月升任广东省副省长。
　　2016年2月，刘志庚**。2017年2月，该案在南宁开庭。检方明确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为锦龙股份杨志茂等人在股权收购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9 817万余元。3个月后，刘志庚被判处**。
（杨志茂）
　　他是怎么为杨志茂提供帮助的呢？此前的公开报道，并未提供详细信息。看法新闻记者发现，在梁建新一案里，部分疑问有了答案。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刘志庚设立条件，将杨志茂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
　　具体来说，东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东莞证券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起初几次意见不统一。最后，刘志庚提出5条意见：公开招标、民营企业可以持股、国有企业不能参与投标、受让公司必须是上市公司、受让公司需将注册地迁至东莞。
　　在梁建新看来，这5个条件将有收购意向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了。大家也都清楚，对锦龙公司的倾向性已经非常明确了。最终，锦龙公司在没有其他投标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标。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细节是：2017年12月13日，杨志茂因犯单位行贿罪，被南宁铁路运输中院判处**2年，缓刑3年。而就在12天后，收了杨志茂400万港币的梁建新，在东莞中院一审获刑5年。

支持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有啥政策？财政部回应

支持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有啥政策？财政部回应
中新网3月30日电 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今天透露，将通过降低给小微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的税负、给小微企业优惠政策以及设立担保基金等三大类手段，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吹风会，请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介绍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和《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设立方案》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小微企业已经是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是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障碍。请问，我们在支持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方面有哪些政策？
　　许宏才表示，国家设立融资担保基金，应当说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的一个具体举措。党中央、国务院都高度重视小微企业发展，围绕着怎么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次出台的政策是在原有政策上的再加码。
　　他透露，目前主要的政策框架是这样的：支持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第一是降低给小微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的税负，制定优惠政策。第二是给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第三是其他手段，通过基金、担保等给予更多支持。
　　许宏才称，在支持金融机构方面，有很多税收优惠。具体来说，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提供贷款，单户授信在100万以内的免征增值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此外，对为农户、小微企业等借款、发行债券提供融资担保取得的担保费收入，还有再担保保费收入全部免征增值税。除了增值税之外，在所得税、印花税方面也都安排了税收优惠政策。如，允许金融企业将涉农贷款、中小企业的贷款按照风险分类，分别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并且允许税前扣除。
　　除此之外，财政部更多地通过税收优惠支持小微企业本身的发展，为它们的融资创造更好环境，这方面做的工作更多一些。比如说，对月销售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内的可按照3%的征收率计征增值税。在所得税方面，所得额在50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照2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这也是体现了对小微企业的一个支持。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地方附加等方面也都出台了对小微企业、“三农”支持的政策。
　　除了税收安排之外，还通过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设立融资担保基金，还有比较多个基金来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另外在专项资金的分配上给金融机构一些奖励，支持一些地方设立小微企业的创新基地等等。
　　许宏才表示，从政策组成来看，现在优惠政策内容比较多，正在执行当中。当然财政部也注意到，可能有些小微企业对这些政策还不是很了解，有些没有真正享受到。财政部下一步坚决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把这些政策认真地落实好，确保通过这些政策支持能够缓解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